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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古药青春（5）
连载：国药冯
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 作者：孙春明
当针剂胶囊药水药片源源不断地被开发出来，古老的中药从“苦、大、丑、慢”变成“甜、小、美、快”之际，冯根生就把自己的关注点从中药剂型转移到药品种类。当时，新型中药剂型开发成功后，全国几百家中药厂呼啦啦摇旗齐上，中成药市场一时人欢马叫，好不热闹。冯根生知道，热闹自然是好事，但热闹同时也意味着拥挤甚至拥堵，意味着发展空间的减少。早年在胡庆余堂学生意时，就常听到这样几句话，“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变”。在大家都来生产新剂型中药的情况下，要想继续发展，大发展，必须在“变”上下功夫，另辟蹊径，闯出一条别人还没有置足的新路。通过一番调查研究，梳理思路，冯根生的目光透过形形色色的治疗药品，定格在中药的另一大群体——保健药品上。
从历史看，中药的作用历来分为两类，保健和治疗。治疗药是针对已经侵入人体的病症，保健药是通过药物调节身体状况，抵御不健康因素的侵袭，二者相辅相成。从防患于未然这一角度说，保健的意义不应低于治疗。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保健药品又远不如治疗药品发展迅速，起码在两种情况下，它的发展受到阻挠。一是人们生活贫穷的年代，饭都吃不饱，何提保健？二是错误思潮占统治地位时期，例如“文革”，把保健药物统统斥为为封、资、修服务的黑货，属于“四旧”，动辄招批，躲避还来不及，谁还敢研究、生产它？而冯根生研制、生产保健药的心思，恰恰萌动于人们生活相对贫穷、思想受到禁锢的“文革”时期，这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没有冯根生就没有“三支队伍”，没有保健药品为主攻方向的决策就没有杭州第二中药厂的起飞，这是多年之后人们公认的事实。在保健药品头戴“黑帽子”的年代，冯根生为什么能独具慧眼？在谈到这段经历时，有些人把它归结为冯根生胆子大，有人把它归结为“撞大运”，这并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实际。在一片生产治疗药品的大潮中，杭州第二中药厂扯帆转舵，回马弯弓，把主力部队撤离人拥车挤的治疗药品阵地，投入保健药品的研制生产上，并不是冯根生脑瓜一热的结果。冯根生胆子大不假，但是，没有思想的胆大只能是匹夫之勇，而不会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冯根生敢于把“宝”压在保健药品上，是他作为一名企业家业务稔熟、善于观风的综合结果。
从冯根生本人的经历看，他生活在日子相对富庶的江南地区，当地的老百姓历来有吃补品的传统；那家给了他中医药专业教育的胡庆余堂，保健药品便占了相当大的销售比例。在这座气势恢宏的药府里，冯根生不仅有幸学到了有关中药保健补品的全套知识，为其后在这方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每年春天香客们进香完毕，拥进胡庆余堂，撒下大把“银子”，心满意足地捧走野山参、鹿茸片、十全大补酒的情景，更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保健药品是可以产生大的经济效益的。穷则思变，经济效益，对于又穷又小又破的杭州第二中药厂，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再有，即使在政治运动日紧、养生理论日衰的年代，人们对保健药品的呼唤，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甚至还出现了几次全国性、全民性追寻保健药品的高潮，如“文革”中举国上下打鸡血、喝红茶菌，就是其中两个登峰造极的例子。这一切，使冯根生真切地认识到，保健药品应该有市场，肯定有市场。
从客观形势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终结，“阶级斗争”不再提纲挈领，经济工作悄悄登临帅位，冯根生预感到，国人的生活一定会有一个飞跃性的提高，富而知礼，富而知健康，随着时代发展，优秀的保健药品，必然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甚至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一项内容。保健药品大有市场。
给了冯根生最大启迪的是杭州第二中药厂在保健药品方面的实践。前边说过，早在1972年杭州第二中药厂建厂之初，就在蜂王浆制剂的基础上研制推出了以人参、蜂王浆、蜂蜜为主要成分的“双宝素”。“双宝素”以中医“扶正固本”的理论为指导，意在滋补保健，对协调人体久病虚亏、代谢功能衰退等大有补益，因此一经推出，便在保健药品稀少得如凤毛麟角的市场上引起很大反响。人们不但自己服用，还把它当成礼品相互赠送。舟山地区的一些渔民在出海前，常成箱成箱地购买“双宝素”，以补充超强的体力消耗。此药走红，不仅给“杭中二”带来了极佳的经济效益，还引得其他一些中药厂群起仿效。最甚时，市场上竟然出现了二三十种不同品牌的“双宝素”。这一切，怎能不令冯根生怦然心动！
有位哲人说过，一个人的思想，是他经历的总和。如此说来，此时此地，冯根生萌动以保健药品取胜、振兴杭州第二中药厂的意念，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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