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桃源岭下（4）
连载：国药冯
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 作者：孙春明
今天，冯根生骑得特别快。他顾不得天气燥热，脚下生风，马不停蹄地赶到厂里，一头扎进支部书记祁兴玉的办公室。
祁兴玉是位山东大汉，当年解放杭州城的功臣，后来转业脱军装，搞过一阵工业“托拉斯”，是个见多识广的豪爽人物，据说，平生的爱好之一是烧酒就大蒜。杭州第二中药厂成立后，他调来当党支部书记。此人将近一米九的个子，比冯根生还要壮出一块。由于刚值过夜班，祁兴玉的眼睛有些发红，他端着一碗馄饨，正准备吃早点。
冯根生风风火火地闯到办公桌前，大声道：“老祁，我想了一夜，我们新社会的中药厂，总不能老像从前的中药作坊；你我的气魄，总不能不如旧社会的老店东。”说着，他从兜里掏出昨夜睡不着觉时草拟的那份《杭州第二中药厂发展规划》，一页一页地摊在祁兴玉的办公桌上。
祁兴玉伸勺舀住一个馄饨，俯下头读那纸上的字。他的手臂举在空中，发红的眼睛开始发亮，看完最后一行，他兴奋地把勺子往饭盆里一丢，一拳擂在冯根生的肩胛上：“伙计，就该这么干！搞药你是行家，你放心大胆唱好这出戏，出了问题，我老祁兜着！”
当天下午，杭州第二中药厂召开了一次全厂大会。会址设在职工食堂。说是食堂，其实只是一座草棚，没有门也没有窗。把会址选在这里，是因为在整个厂区建筑中它最为“宽敞”。尽管如此，还是没能把全厂197名职工全部装载进去，不少人只能挤在门外。
冯根生和祁兴玉是最早到场的两位。冯根生背靠墙站着，双眼巡视着他的“部队”：屋内没有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坑洼不平的地上，只有一张自做的乒乓球台。来得早的，已在那上边挤挤插插坐了一圈。晚到的，就只能坐在自己随手携来的木板或翻过来的箩筐上。沿着没有窗框的“窗户”向外看，外边的情景更让人丧气，也许是因为刚刚从生产场地开拔过来，用衣冠不整来形容，已经是好得过分——女职工懒懒散散地打着毛线；中老年男职工蔫头蔫脑地就地打盹；最扎眼的是那些小伙子，有的左右耳朵上各夹着一支抽剩半截的烟卷，有的敞胸露怀，却偏偏在腰间扎根电线，有的故意把工作帽反着戴，帽檐朝后耷拉着，猛一看有些像日本兵的“屁股帘”……如此形象，在墙边檐下一蹲一靠，恰似刚打哪里逃来的一帮难民。
也难怪，来到这里的职工，多多少少都背负着些“发配”的嫌疑——桃源岭风光不错，但风光毕竟不能当饭吃，由于这里远离市区，不通公共汽车，只有几十分钟一趟的“长途”，不说干活，仅上班下班，就要比市区多耗上一两个小时。再加上熬驴皮胶这活计，是脏、累、臭俱备，厂区生活条件又差，所以许多职工都视到这里上班为畏途。厂里没有办法，只能拈出从宋朝就有的老“举措”，仿效“林冲发配”，挑选那些有“砟儿”的人物——或是犯了错误背着处分，或是和方方面面关系处得不好，或是知识分子“臭老九”，分配到此地。所以，来此工作的多少都有一点儿低人一等的感觉。不说别的，连小青年谈对象，一般只含含糊糊地说自己是在胡庆余堂或杭州中药厂搞制药，而有意忽略掉桃源岭驴皮胶车间这一具体方位具体工种，因为一经说出，身价马上下跌一块。在这种情况下，能叫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冯根生默默地站在墙前，默默地看着职工们由少到多，撒满了食堂内外。听到祁兴玉宣布会议开始后，他清清喉咙，开始讲话。他先简单介绍了这几天陪同检查的情况。一开始，音调还算平稳，当说到检查组对中药二厂的印象，说到“像夜半歌声中的破庙”这句话时，他的声音蓦地高了：“同志们，我们的中药是国宝啊！国宝中药被人看不起，搞中药的人被人看不起，这是什么滋味？什么滋味！”后两句话，他简直是在叫喊。
下面“开小会”的声音停止了，打毛线的都停下手，连屋外那些捣蛋鬼们也屏住呼吸，伸长脖子，透过洞开的窗户，探头探脑地看着他们的厂长。职工中，有些已经和冯根生相处了几年、十几年，许多人还是头一次看到他的脸颊涨得这么红。
冯根生的情绪更加高涨：“在座的，有的比我年轻，有的和我同岁，还有的比我年长，我得向你们喊一声师兄、师傅。不管年轻年长，在人家的蔑视面前，都会感到刺激吧，都会有一个想法吧!同志们，在座的197位同志们，我们承认贫穷，不能甘心贫穷；我们承认落后，不能甘心落后。中药是我们的国宝，大有发展前途。杭州中药二厂是个新厂，同样大有发展前途。只要我们有决心，有志气，实干苦干，十年以后，我们杭州第二中药厂，一定能成为全国第一流的中药厂！”
没有掌声。
应该说，冯根生的口才很好，这次讲话的遣词用句也很精彩，可以说是掷地有声。但也许是他述说的目标离杭州第二中药厂的现实距离太远太远，也许是正值“文革”，人们的头脑被“革命”塞得过满，一时没有空隙容纳这以外的事情，回应冯根生的，只有一片迷茫的目光。
[上一篇] [下一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