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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桃源岭下（6）
连载：国药冯
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 作者：孙春明
一打材料，看得师兄目瞪口呆。他闹不清冯根生是怎么把它们搞到手的，尤其是在这个动辄给人扣上“里通外国”、“间谍特务”的时代。冯根生的表情比师兄还复杂，他的指背“笃笃”敲着桌面：“分子光谱仪，X光衍射仪，高压液相液压层分离仪，我们连听也没听过，人家已经在用。这样下去，再过几年，我们就是脱了鞋也追不上人家，那个哪里开花、哪里结果的预言很可能就会变成现实。真这样，我们这些中药传人有什么脸面去见地下的老祖宗？”
师兄不吱声了。中医中药，在中国走向现代社会后，的确是命运多艰。国民党统治时期，曾发布政令，说中医药涉嫌宣扬封建迷信，要予以取缔；解放初期，苏联成了我们的“老大哥”。老大哥的西医西药剂型多样，检测手段丰富，于是我们又开始崇拜奎宁、磺安、盘尼西林，中医中药再一次戴上“不科学”的帽子，成了封建落后的产物……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下，相当一批投身本草的年轻人离开了中药行业，另谋他职。进入20世纪60年代，自力更生的思想开始占据主流，否定中医药的思潮终于有了改变；就在此时，古老的中药也悄悄改变面目，开始改变剂型以适合现代人服用。谁想，“文革”风起，政治压倒了生产，刚刚萌发的花苞又被冷冻枝头……
冯根生抓起那叠材料，目光炯炯地望住师兄：“这些材料对我来说，就好像越王勾践吊在房梁上的苦胆，一看到、想到它们，我后背上就好像有鞭子在抽。中药是国宝，不能让国宝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上。你说，我能不急，不火，不甩开大步快走快跑吗？”
师兄默默地站起身，端起冯根生的茶杯，一饮而尽。饮罢，放下杯子，以同样炯炯的目光望定冯根生：“师弟，师哥岁数大了，脑子还管用。今后有什么需要我出力的地方，你说话。”
公元1972年10月，一场没有硝烟却同样紧张激烈、威武雄壮的战役，在杭州第二中药厂破败的厂区里打响了。党支部提出的口号是“大干三年，改变面貌”，冯根生毕竟是聪明之人，为了不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小辫子”，他特意在这口号之后又加上两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谁都知道，这是大庆“铁人”王进喜的两句名言，曾被毛主席称誉为“大庆精神”，经伟大领袖提倡肯定的东西，你敢说它是“错误”？
中药二厂的干部职工兵分两路，一路从基建入手，改变旧的生产条件和厂容厂貌；另一路扑下身子，研制新型的中药提取设备。
据《杭州第二中药厂大事记》记载，这场战役，是从修建厂区道路开始打响的。比起大中型企业的巨石，此时的杭州第二中药厂只是一粒不起眼的细沙，国家的基建用材指标，是批不到它头上的，只能想办法自行解决。一声令下，几十条小船直奔江边的采石场，装沙子拉石块；厂区这边则发动职工，一锹一铲地铲掉原来厂区道路上的黄泥乱石、树根乱草，做好地基。厂子穷，请不起外来工，一切只能由本厂职工利用生产淡季和业余时间，自己动手。这倒真应了当时那两句随处可见的口号：自立更生，奋发图强。有时候，突击加班加到半夜，饥肠辘辘的财务科长、劳动科长望着饥肠辘辘的职工，实在不忍心，一起找到厂长。劳动科长说连续几天加班加到这么晚，能不能给大家几天“补休”？财务科长说干到这个钟点，公共汽车早没了，一会儿大家还要翻山步行六七公里赶回市区家中，是不是发点加班费？同样是饥肠辘辘的冯根生拿过报表，左掂量，右掂量，轻轻叹口气：“所有参加义务劳动的，每人发一张1角5分钱的夜餐券，厂领导除外。”
不是冯根生抠门，中药二厂实在太穷了，穷到连修路用的水泥，都是冯根生舍下脸皮，向邻居啤酒厂借来的。事到如今，“杭中二”的一些建厂元老提起当年的艰苦创业，总爱感慨万端地拿这件事做例子：那时候，我们厂穷得连一袋水泥都要去向人家借……
穷则思变。10天后，两条崭新平整的道路，出现在杭州第二中药厂的厂区。工人们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有的还脱掉鞋子，仿佛怕把它们踩坏。走着，走着，大家突然醒悟了似的，甩起双脚，欢呼着，噼噼啪啪地开始飞奔。这是真正的“水泥路”哇，不是过去那“以水和泥”的冒牌路、酸心路，怎么踩也踩不坏，怎么走也不粘泥，多重的药材车，也不会陷轮打误。
冯根生没有参予职工们的狂奔。他和祁兴玉站在这支欢乐的队伍的最后，感慨地望着平整的路面，像望着刚刚出生的头胎婴儿。是啊，它们太新太漂亮了，新得漂亮得和整个厂区很不协调，仿佛一个浑身褴褛的叫花子，系了条簇新的裤腰带，对比度太大太强烈。两位个头高高的厂领导交换了一下目光：有了一就不愁有二，既然换上了“新腰带”，就一鼓作气，再为她换上衣，换裤子，换帽子换鞋，直换得里外一新、漂亮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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