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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胡雪岩与胡庆余堂 作者：赵玉城
同治年间，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人物，目击西方轮船大炮的厉害，深知欲图抵御外侮，必须建立自己的海军。当时活跃在十里洋场的胡雪岩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懂得兴国强族的道理，他向左宗棠献上一份自造轮船的建议，左宗棠十分赏识。 同治五年 (1866年)五月，左宗棠根据胡雪岩的建议，向朝廷递呈了一份很有名的奏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奏章说：“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 左宗棠十分器重胡雪岩的才干。他说：“今欲明修政事，必先求治事之人。”并称胡雪岩“才长心细，熟谙洋务，为船局断不可少之人，且为洋人素信也。” 同治五年 (1866)七月十四，清政府正式宣布批准左宗棠的计划：“试造火轮船实系当今应办急务”。对左宗棠建议中提出的设想“均照办理。”于是，他们选择了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购买了马尾民田二百亩，通过胡雪岩聘用了法国人来担任技术指导，兴建了铁厂，船槽，船厂，学堂、住宅等工程。就在船厂筹建的关键时刻，清政府突然下令调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去镇压回民起义。 同治五年 (1866)十一月初五，左宗棠在即将赴任陕甘总督之前，向朝廷奏了《恳请道员胡光墉往来听候船政大臣差谴片》的奏章，竭力推荐胡光墉协助创办船局。他说：“轮船局事虽创行，将来限满果能习成与否，虽据日意格·德克碑一力担承，臣亦不敢据谓确有把握，但觉事不可已惟当择人而任尽力以图耳……故敢传此事者绝少其人，即如道员胡光墉素敢任事，不避嫌怨，从前在浙历办军粮军火，妄为缓急可恃，咸丰十一年冬，杭城垂陷胡光墉航海运粮，兼备子药，力图援应，舟至钱塘为重围所阻，心力俱瘁，至今言之犹有遗憾。臣入浙以后委任益专，卒得其力，实属深明大义不可多得之员……”。左宗棠一面向朝廷推荐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面又竭力推荐胡光墉照料福州船政局的一切具体事务。 胡光墉成了左宗棠的得力助手。船厂的一切工料及延洋匠，雇华工，开艺局，左责成胡光墉一手经理。由胡光墉陪同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来闽担任船局正副监督。 经过一年时间的筹建，于同治七年一月十八日正式开工，它是我国第一家新式造船厂。 同治八年 (1869)秋，船厂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成功。这艘轮船从福建试航到达天津港口时，观者人山人海，人们首次看到我国自己制造的轮船停泊在天津港口时万众欢腾，盛况空前，连洋人也感惊奇。 同治十年 (1871)一月二十五日，船厂的“镇海”号兵轮又下水成功。 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视为落后的清政府，居然自己能制造出轮船和兵船试航，这是左宗棠在洋务运动中的一大功绩，当然，其中也有胡雪岩的一份贡献。 然而，在洋务运动中，左宗棠等人也遭到朝廷中极端守旧派的反对。他们认为中国不应该使用新式枪炮，在中国土地上，不应该出现铁路、轮船、机器、电报等新事物。 同治七年 (1868)大学士宋晋攻击左宗棠创办船局“糜费太重”，要求清廷下令停办，左宗棠上书力争。他在奏章中说：“天下事创始甚难，即裁撤亦不可草率从事……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无论停止制造，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不远图，堕军实而长寇仇殊为失算。”左宗棠这篇冒死向慈禧太后披沥直陈的奏章，终于获得朝廷与洋务势力的支持，福州船政局总算维持下去。 左宗棠、沈葆桢苦心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不仅经常遭到官场中守旧派的牵制和反对，还不断受到洋人的刁难。船政局按合同规定辞退一名违法的法国匠师，法国驻福州领事竟借口干预船政。同治八年 (1869)“万年清”轮船下水总监工竟然拒绝上船主持试航，沈葆桢立即辞退日意格，以示惩儆。 同治十年 (1871)，左宗棠致胡雪岩信中说：“闽局各事日见精进，轮船无须外国匠师，此是好消息……阁下创议之功伟矣。见在学徒匠作日见精进，美不胜收，驾驶之人亦易选择，去海之害，收海之利，此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贫弱而富强，实基于此”。 光绪十年 (1884)八月二十三日中午，法驻福州副领事白藻秦始照会闽浙总督何王景宣战开炮。法国侵略军精心策划，假宣战之名而行偷袭之实，停泊在马尾港口的法国军舰向福建水师发动突然袭击。旗舰“扬威”号在被敌鱼雷击中即将沉没之时，仍以尾炮击中法旗舰“窝尔达”号。“福星”号被三艘敌舰包围，舰身多处受伤，犹如一条火龙，但全舰将士毫无惧色，沉着应战，直至弹药库爆炸而英勇捐躯。“振威”号受伤，船身失去控制，随波漂向下游，船上官兵依旧发炮击敌，直到中鱼雷沉没。其他船如“飞云”号、“福胜”号也都临危不惧，奋勇杀敌，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近一小时，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以仓促应战，处境不利，福建水师遭到失败，损失惨重。十一艘兵舰和十九艘运输船全部沉没，伤亡官兵七百余人。经过长达十六年时间建设起来的福建船厂就这样毁于一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