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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胡雪岩与胡庆余堂 作者：赵玉城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我国进出口岸已由广州转向上海。资本主义列强在上海廉价掠取原料，倾销洋货。蚕丝便是他们争夺的主要原料。 胡雪岩当时是左宗棠委派在上海采运局的代理。自光绪元年 (1875)开始，胡雪岩用他拥有的庞大资金，与洋人做起蚕丝生意。当时，左宗棠曾有一信给胡，谈到丝茶出口。信中说：“近与俄人谈及伊国意在销售湖丝及川茶、大黄等物，若能办通，亦中国之利源也”。在此之前，胡的蚕丝生意还不大，自从得到左的鼓励怂恿以后，便放手大做起来。 胡雪岩曾与南浔大丝商“四象”之一的庞云钅曾合作，由胡出资委托庞代为收购湖州“辑里丝”。“辑里丝”是浙江历史悠久的传统商品，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素有“湖丝遍天下”之称。 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各国开始在上海开设机械缫丝厂。农村手工缫丝的生产效率和质量大大落后于机械缫丝。西方各国为进一步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垄断中国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价格，抬高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同治七年 (1868年)生丝每担市值白银517两，光绪元年(1875年)在洋商操纵下生丝每担下跌至285两，到光绪九年(1883年)，生丝每担又暴跌至200两。南浔“四象八牛”丝商也随着机械缫丝厂的出现已把资金逐步转向其他民族工业或从事实业开发。而胡雪岩自信有雄厚资金仍拼命收购生丝囤积。 欧阳昱《见闻琐录》中曾介绍这一详情：其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向胡说愿加利一千万两，如数转买此丝，胡非要一千二百万两不可。外商不买，过了数日，再托人向胡申买，胡坚持咬定此价。外商认为生丝原料仅操纵在胡雪岩一人之手，将来交易，唯其所命，从何获利 ?决心不买胡之生丝，等待次年新丝出来再说。胡雪岩则邀请丝业同行合议，共同收尽各地生丝，不要给外商，迫外商出高价收购，这样我们必获厚利。可惜，国内丝商未能团结一致，无一人响应，新丝仍为外商所收，外商不再买胡之旧丝，胡无法反而重求外商收购旧丝，外商趁机杀价，胡考虑旧丝如再存放定变质无用，不得已只能如数卖给外商，亏损银两八百万，一年利息还不算。 胡雪岩虽然精明干炼，但经营蚕丝毕竟外行，国际市场出口生丝价格下跌，胡信息不灵，更重要的是对西方列强利用机械缫丝对中国蚕农进行残酷剥削掠夺操纵的手段认识不清，反而想“邀人集资同买，则夷人必服”。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资本主义萌芽势力大多附属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势力而生存发展，他们不可能团结一致，共同来对付外商的压力。胡雪岩寡不敌众，个人资财毕竟有限，终于斗不过外商而以失败告终。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腐败无能，它对内压榨，对外屈膝投降。外商之所以能为所欲为，实因我国“利权久失，彼能来我不能往”所致。胡雪岩不甘心屈服于外商，表现出中国工商业者勇于与外商抗争的志气。在同治光绪年代，应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把控制中国丝茶出口贸易的海关权利拱手让给西方列强，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胡雪岩“欲举一人之力与之旗鼓相当”的愿望，其结果当然是以难以匹敌而失败。曾帮助过胡雪岩做蚕丝生意的庞云钅曾在临终前再三告诫他的儿辈切莫再做蚕丝生意。他说，“白老虎”可怕。言下之意是蚕丝行业上想要与外商斗，犹如与老虎斗。 胡雪岩营丝失败，损失惨重。以胡雪岩拥有的全部资财来说，尚不致于达到破产的地步，如能调度得法，也许还能应付过去。当时胡雪岩曾代上海道邵小村向外商借过一笔款子，这时刚好到期，外商怎肯放过担保人胡雪岩，逼胡代为偿还，屋漏偏逢连夜雨，各地钱庄资金周转不灵，胡雪岩营丝亏本风声迅速传开，迎来了各国各地大规模的挤兑风潮。 光绪九年 (1883年)十月初六，胡氏事业基础——杭州泰来钱庄先行倒闭。幸得浙江布政使协助料理，弥补无事。风声四播，上海阜康钱庄的存户争着来提款，一时无法应付，也于十一月初二倒闭。继之，胡雪岩设在北京、杭州、宁波、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阜康字号全部相继倒闭，宣告破产。 阜康倒闭风声传来，有的债主在阜康拿不到存款，纷纷到胡庆余堂索债，杭州官府为维护胡庆余堂的正常经营和声誉，在药店门口贴了告示：“晓谕事照得胡庆余堂药店，现经该店东禀奉大宪批示，备抵公顷，凡有存款各户不得向该店闹，如违定行查究不贷。”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申报》载：“胡庆余堂依然无恙，且有抚院告示：倘阜康各案，一概不得向该店理论，故生意仍见热闹。” 胡雪岩破产前后，曾请求左宗棠帮助，左宗棠当然也不会坐视不管。《慎节斋文存》云：“胡即赴金陵见左公。备陈颠末，且曰：‘即今早计，除完公顷外，私债尚可按折扣还，再迟则公私两负矣。'左公许之，即日电发，各省号同时闭关”。又据当时《申报》所载，胡曾三次与左会晤，左亦想方设法为其收拾残局。 阜康的巨额存款中有光绪之叔恭亲王奕訢，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他们都不同意承担由于阜康倒闭而受到的巨大损失，各地有存款的官员也纷纷请求朝廷追查清理。这就使胡雪岩招致了更多的敌手，不久查抄之谕下来了。《光绪实录》第 174卷云：“现在阜康商号闭歇，亏欠公款及各处存款为数甚钜，该商号江西候补道胡光墉着先革职，即着左宗棠饬提该员严行追究，勒令将亏欠各地公私款项赶紧逐一清理，倘敢延缓不交，即行从严治罪”。 胡雪岩营丝失败，一时周转不灵，朝廷若能肯于维持，是不难安然度过的。现在把他革职查抄，是逼他不得不倒。胡雪岩闻讯之后，即将业产凭据全数交出，听候巡抚处理。 户部尚书阎敬铭又咨两江总督左宗棠，要“将胡光墉侵取西征借款行用补水 106784两于革员备抵产业内迅速变价，照数措齐”。所谓“行用补水”即指借款时所花之交际费，和装运时之水脚保险等种种费用，早经左公核准，列入正项报销。今于军事结束，胡雪岩失败后忽重提旧事，迫其追缴，不但对胡为无理欺压，亦使左公难堪。当时左宗棠曾致书陕西巡抚谭钟麟云：“就筹饷而言，弟不能得之于各省方面者，仅得之于雪岩。凭心而论，设无此君，前敌诸公亦将何所措手”。左公得力于胡雪岩者如此，今见其穷途末路，受此逼迫，衷心苦闷，可想而知。 光绪十年 (1884)，左宗棠去闽养病，两江总督由曾国荃代理。曾国荃在咨复户部的公函中，为胡雪岩说了点公道话。他说：“前值收还伊犁，俄人多狡展，和战未定，而关内外防营须饷孔殷……。前督大臣左宗棠深恐因饷哗噪，一面慰谕各军，一面贷银接济情形迫切，虽其所费较多，而其所全甚大……。以前两次支项，均经胡光墉具报，有案可稽……。迄今事隔数年，忽据着赔，不独胡光墉业已穷途无措，即其备抵实物，骤易实银，徒作纸上空谈，追缴亦属具文，且彼恃其早经报销，将不咎己之浮开，必先怨官之失信。在胡光墉一市侩耳，曾何足惜。而纪纲所在，或不得不慎重出之……。此番案属因公支用，非等侵吞”。 曾国荃代表左宗棠，在咨复户部的公函中叙事详明，措辞委宛，为胡雪岩作了辩解。但是依然无效，结果仍在胡备抵产业的变价解交。 光绪十一年 (1885)七月，左宗棠在福州病逝，胡雪岩失去了靠山。清廷官员在清理债务中触动了自身利益，均群起而攻之。户部尚书阎敬铭加紧落井下石。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又奏请：“已革道员侵取公私款项，请旨拿交刑部治罪，以正国法。……一面速将已革道员胡光墉拿交刑部严追定拟治罪，一面将胡光墉家属押追着落，扫数完缴。”朝廷批准了阎敬铭的奏摺，下旨给浙江巡抚部院刘行，要他把胡雪岩逮捕入狱。可是未待刘行下令，反而接到胡氏家属的丧报，说胡雪岩已于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初一先去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