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企业文化 > 企业故事 > 胡雪岩与胡庆余堂 > 正文 |
连载：胡雪岩与胡庆余堂 作者：赵玉城
1929年2月的一个下午。 俞绣章，胡庆余堂的又一代传人，正从参药业同业公会回来。他迈着匆匆步伐。跨进了庆余堂石库墙门，迎面遇上一身穿海勃龙大衣的贵妇边走边嘟嚷：“真不象样，这么大的药店连野山人参都没有 !”后面跟着两名军人模样的武官。副经理方惠卿陪着笑脸一路送他们出门。“真对不起，长官，过两天一定送到府上”。看见俞绣章回来“俞经理，你回来得正好!” 俞绣章原是万承志堂经理，刚不久调来胡庆余堂帮经理杨春马来工作，所以大家仍叫他俞经理。 俞绣章说：“这种大生意回报真可惜 !”方惠卿说：“是的，想去进货，可是没有资金”。 当了好多年帐房的俞绣章一翻帐薄，感到吃惊，总负债数已高达七、八十万，流动资金少得可怜。这样下去怎么办。想起老板徐和甫交给他的任务，内心十分沉重。 胡雪岩创办的胡庆余堂已走到了尽头了吗 ? “大墙依旧立，后辈续风流——绣虎展才华，龙章添雅云” 1894年，14岁的俞绣章从慈奚谷鸣鹤场来到杭州。他父亲是叶种德堂的药工，他希望儿子继承父业，于是挽亲托友，把儿子送进了万承志堂药店当了学徒。 老板徐和甫看着俞绣章园园的脸庞，两眼炯炯有神，一付硕大的耳朵，看上去十分乖巧、聪明、善良，对他颇有好感。平时有空喜欢翻看医药书，几乎达到爱不释手的地步。“是不是想当医生 ?”徐和甫问道：“中药里面的学问多得很，我要好好学学。”俞绣章很有信心地回答。老板夸他这个伢儿有出息，今后倒是块材料。俞绣章除了看书，便是学算盘，打烊以后练“百子”，的答之声不绝于耳。有人夸他看起书来一目十行，打起算盘手指飞滚。聪明的俞绣章终于被老板赏识，二十岁做了副帐房，二十五岁提升为经理。 当了万承志堂经理以后，便有机会常去胡庆余堂走走。胡雪岩的“戒欺”“是乃仁术”等经营理念使他颇感兴趣，也很向往。认为这种精神每家药店，每个药工都要学学。同时也感到遗憾。他向老板讲了对胡庆余堂的现状和看法。他说胡庆余堂在走下坡路，已失去杭州首屈一指的药业领先地位。 原来万承志堂老板也是胡庆余堂的股东之一。他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决定把俞绣章调到胡庆余堂去协助经理工作，名义上称“宕缺”，实际上是未来经理的培养。 俞绣章进胡庆余堂不久，就遇上了震惊中医中药界的一件大事。 1929年2月25日，在国民党政府的卫生会议上，有人提出“废止旧医”的提案。他们把中医称之为“旧医”说“旧医”不科学。把“西医”称之为“新医”，要以“新医”来代替“旧医”。“旧医”废止了中药当然也不存在了。这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宣扬洋化教育，全盘西化奴才思维在这些人身上的反映，在科学民主的幌子下否认民族精华的假洋鬼子，所以引发了一场全国五百万人的大请愿抗议活动。 “绣章兄，你看看这张邀请书。”杭州市商民协会参药业分会执事应钅监清把上海中医药界发起开会的邀请书交给了俞绣章。 俞绣章看后义愤填膺、激动地说：“这邀请书简直是一份抗议书，好得很，好得很 !应该去，应该去!” 应钅监清说：你代表大同行，我代表中同行，我们都去。 浙江，杭州去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十九人。他们是杭州名医汤土彦、裘吉生、时逸人，中药界俞绣章、应钅监清、方惠卿、叶滋芬、陆锦文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场面热闹，群情激昂。各地代表发言十分踊跃。中医汤土彦说：“中医历来称作国医，中药称作国药。数千年来在治病防病方面有很大贡献，有人居然把国医称为‘旧医'，这完全是一种卖国行径，我们坚决反对。”俞绣章也抑制不住，他说：“中医中药都是国宝。胡庆余堂创始人胡雪岩在同治年间，行善施送中药，挽救了深受瘟疫灾害的数万名百姓，中药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来自全国各地代表个个热血沸腾，口号声、掌声响彻总商会大厅。推出五人请愿团赴南京请愿，最后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撤销了“取缔中医中药”这一荒谬提案。一场抗议声援的民众运动胜利了，它在中国近代医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刚刚走进胡庆余堂的俞绣章经历了这次抗议声援民众运动，受到很大鼓舞，他对中药事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俞绣章从上海回来，马上与杨春马来说：“政府撤销了取缔中医中药提案，中药业有希望了。” 杨春马来说：“中药业有希望，我们胡庆余堂却困难重重，我这个经理好让位了。” 俞绣章说：“春马来兄，我受股东会委托，帮你工作，请你拿拿主意。” 杨春马来说：“我是两面受轧，小牛已拉不动大车了。” 问题明摆着，懂得帐目的俞绣章现在已摸请了胡庆余堂的状况。 胡庆余堂总资本七十九万二千元，每年费用支出三十多万元，私人的“宕帐”还真不少，欠银钱业的债款也有好几十万，简直已到了维持不下去的地步。俞绣章忧心忡忡……。 经理杨春马来上午来店，一到就走，万事都交给副经理方惠卿，自己在外面抽大烟、玩麻将、吃花酒。私人“宕帐”除股东外，他是最多的一个，帐房间死气沉沉，员工们松松垮垮，去外面睹博的人逐渐增多。杨春马来为了应付股东，每年盘货时抬高存货价格，制造虚盈实亏假象……做过多年帐房的俞绣章心中一清二楚。他向徐和甫详细汇报后，自己也有了打算。徐和甫问：“依你之见，当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 “流动资金不足。”俞绣章接着说：“请徐东翁与各股东商量，每股先补交一千四百元，按一百二十股算，可筹集资金十六万八千元，同时要各股东立即还清在店里的‘宕帐'。” 徐和甫是大股东，他权衡再三，为了胡庆余堂的生存与发展，祗有按照俞绣章的意见办。” 1935年，俞绣章被正式任命为胡庆余堂经理。他决定对店务进行大力整顿。在管理上提出“四章约法”：第一，量材破格录用。改变过去按位置循序升级的规定。第二，恢复“三节制”店方可以按营业淡旺季，分别在端午节、中秋节，春节解雇职工。第三，在杭城的职工家眷必须迁回乡下居住。第四，晚上职工不得在外留宿，店大门每晚上锁，凡门关出人员以自动解雇论。 “四章约法”整顿措施出台，立即在职工中引起轩然大波。一场以反对“四章约法”的劳资风潮发生了。确切地讲，应该称南北派风潮 (俞绣章是慈奚谷山北人，杨春马来是慈奚谷山南人，职工中由此分成南北两派)。 杨春马来虽已辞职离店，但支持他复职的人大有人在。尤其是职工会的执事人员大都是山南派。他们不顾店里实际困难，向俞绣章提出分花红的过高要求，继而又向法院诉讼，控告俞绣章，甚至后来发动罢工。 1936年12月4日，俞绣章邀请各股东在沧州饭店开会。他汇报说：“经过一年多整顿，经营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他详细摊了一摊帐后说：“我有句心理话想说，股东可否不拿红利，职工也可不发花红，我们是‘忍耐现在，优惠将来'”。 “说得好 !忍耐现在，优惠将来，我们可以与职工一起度过难关!”大股东徐和甫首先表态， 各股东经过讨论，一致取得决议：今年的红利和花红一律不发。 当晚，股东会尚未结束，忽有二十多名职工蜂拥至沧州饭店，他们硬要俞绣章回店商量分花红之事。为了应付当时尴尬局面，俞绣章愿意跟他们一起回店，回到庆余堂后，一看大门紧闭，不少职工已在帐房间摆开阵势，一定要俞绣章答应分发花红，氛气十分紧张。俞绣章想，这是职工们的过激行为，如何对待呢 ?只有一个“忍”字，这个“忍”字伴着他经历过一段人生。他牢记“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古训。回想起刚进胡庆余堂不久的一件事：一天，他坐了一辆黄包车在下班回家途中，有人把一包沉甸甸的东西掷在他身上，顿时透出一阵恶臭，打开一看，竟是一包粪便，惊了一阵后很快猜出是什么人干的!他想，我的‘四章约法'得罪了好多人，他们不理解，他们反对我，我能计较么?我刚才说的‘忍耐现在，优惠将来'也不是一个“忍”字么?我不介意。他把粪便偷偷地丢掉，抹去身上的粪迹，回到家里一声不响，又到灶间帮他老婆烧火去了。这活他已习惯了的，别的家务不会做，帮老婆烧烧火挺容易。邻居们都知道这个经理是“店里阿大，家里烧火”。 这晚，俞绣章对职工们的态度冷静，沉着，一直陪同到天色微明。他仍心平气和地说：“店里目前还没有力量分花红，希望同事们跟我再苦几年。我们是‘忍耐现在，优惠将来'”仍是这一句话，大家不听，一定要俞绣章答应预借花红，气氛仍未缓和。俞绣章默察形势，只有采取缓兵之计，答应以私人垫借各友薪俸一月的承诺。职工们不信，要他当即签字出给笔据，才算让俞绣章回家休息。事后，俞绣章禀告股东会，股东会仍不同意职工要求，后来职工会向法院诉讼，控告俞绣章。俞绣章也向市府、市商会具函报告，社会局出面调解，经过双方协商，对十五名被解雇的职工发给特别津贴费 (最多一人拿了三千元)，一场历时月余的劳资风潮才算渐渐平息。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在金山卫登陆，杭城形势紧张，商店关门，市民逃难，胡庆余堂被迫解散，每人分了十元现钞和一百银角作为遣散费。俞绣章叫了宓崇明、宓崇新，蒋永兰等七名职工留店看守，把店中许多名贵药材以及股东议单、帐册、金银财宝放进了胶库，这胶库原是胡雪岩开店时就设计造好的“暗室”，四面高墙齐顶，一扇小门不为外人注目，七名留店人员就在这“暗室”里逃过日寇一劫。日寇用步枪射击大门，门外坚实，门内又叠堆大米及粗料药材，日寇无法进入，改从环翠楼翻墙闯进店内，四面搜掠，并未发现有值钱之物，也未发现“暗室”内有人留守，只得悻悻而退。他们到对门东栈去抢了一头梅花鹿，牵到种德堂宰杀烹食，大小官兵兴高采烈地钦药酒，吃鹿肉，一名头目醉后拉来虎皮当被盖即昏昏入睡。哪知虎皮里面有砒霜，是药店防止虫蛀而洒上去的。这个头目七孔流血死去。当时种德堂已成日寇临时司令部，他们从方裕和南货店扛来大蜡烛台和各种干果，在堂上设起灵堂，摆上供果。凡经过门口的日寇，均要下马到灵堂拜祭，后来尸体在城隍山太岁庙门口火化及安葬。杭城市民闻之个个拍手称快。 日寇入城之前，俞绣章带了杂务孙秉，雇了两辆黄包车，把很多名贵药材转移到慈溪乡下匿藏起来。 1938年11月，胡庆余堂复业，俞绣章发信通知了四十名职工进店工作，并对七名留店人员以及携带名贵药材跟俞逃往乡下避难的押送人员，建议股东会均发给特别酬劳费。 胡庆余堂复业后营业寥落，入不敷出，前后负债已达百万之巨，企业仍面临危机。 俞绣章在经营上采取一系列决策，开始出现转机。如与日益增多的参店进行竞争，在门市部另立参燕部，增加经营品种，扩大同行批发业务。在筹集资金方面，大量吸收职工和社会上个人存款。在当时币制不断贬值的情况下，使企业从中得益。 值得一提的是俞绣章面对敌伪时期的封锁统制果断地采取措施——派员赴河南周家口煎胶。 当时，日寇把驴皮也列为军用皮革加以统制，不能自由载运，造成驴皮原料奇缺，价格飞涨。而河南周家口这一驴皮集散地有大量驴皮不能运出，价格很低。俞绣章考虑驴皮胶是主要盈利产品，决不能停产，决定派员去河南周家口收购驴皮，设置临时工场，就地煎胶。后来因环境和水源原因煎来的驴皮胶泥沙较多，质量不好，怎么办 ?俞绣章说：“含有泥沙的驴皮胶决不能出售，胡庆余堂雪记招牌绝对不能断送在驴皮胶上面。”经研究采取措施，不惜工本把所有的驴皮胶全部烊化、稀释后进行沉淀并用丝绵过滤，去尽泥沙用西湖水重新收成胶块。这样保持驴皮胶的红亮、透明、纯净特色。自1942-1944年三年中，在周家口煎制的驴皮胶十余万市斤，每市斤获利十元左右，使企业获利一百多万元。 胡雪岩用人之道给了俞绣章很多有益的启示。他深知，要把胡庆余堂这家大店支撑起来，决非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及的。只有团结重用一批有真才实学的老药工才能度过难关。不管山南派、山北派，只要有本事能忠于职守，即使反对过他的人，都会继续重用。如山南派的徐沛泉、孔良余、艹壮嘉彦、章承志等人，在俞绣章的器重下，充分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胡庆余堂的生存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徐沛泉于 1958年曾会同省卫生厅药检所杨锦鑫，省中医药研究所朱传义等人，共同编写成《浙江省中药制剂集成》，于1960年1月以省卫生厅署名出版。此书当时在全省尚无中成药制剂规定的状况下，成为一部全省中成药制剂的法定典范，以后又成为省卫生学校培养中药专门人材的主要教材。 1958年10月，徐沛泉调入中药研究室，专门研究新产品开发和剂改工作。腰痛丸是胡庆余堂解放以后第一只新产品，他在与南京药学院程培元老师共同研讨下，腰痛丸剂改为腰痛片，全鹿丸剂改为全鹿片，一起成为我厂最早，也是全省最早的两只出口产品，行销东南亚各国。徐沛泉又结合临床经验，整理出有效的古方验方，在杨树棠等共同协助下，先后试制成功了“银翘解毒片”“复方羚角降血片”“参鹿补丸”“消热解毒丸”等新产品，颇受患者欢迎，至今仍畅销不衰。 胡庆余堂开店初，曾印发《浙省胡庆余堂雪记丸散全集》一书。书中介绍了 472种中成药的功效、作用。抗战前，徐沛泉受俞绣章经理的委托，以白话文的形式改编写成了通俗易懂的《胡庆余堂雪记简明丸散全集》一书，向社会广泛赠发，提高了胡庆余堂中成药的知名度。 解放前夕，俞绣章鉴于胡庆余堂、叶种德堂、张同泰三大药店所生产的中成药尚有处方，炮制工艺等不统一的缺点，曾委任徐沛泉代表胡庆余堂会同其他两家药店统一整理了中成药处方和炮制方法，为以后统一省、市中成药工艺打下良好的基础。 1954年下半年，徐沛泉参加了中国药学会。他是全国第一批参加药学会的中药人员。以后，又被选为杭州分会理事。1956年7月，徐赴北京参加了中国药学会第二次全国会议代表大会。杭州分会推荐民生药厂董振舜代表西药，徐沛泉代表中药出席了大会，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7月27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接见了主席团成员，并与全体代表一起摄影留念。 驴皮胶是胡庆余堂的名牌传统产品。除了选料认真，铲皮光洁，皮张漂净之外，孔良余创造了“三扑一抖”“扯大旗，老鼠尾”收老胶的一整套操作法 (三扑一抖：扑起并锅，扑起回胶，扑起抖胶)。运用这一操作法不提胶花以异于其他同类型厂的操作而著称。使制成的驴皮胶老嫩适度、透明光亮、边有棱角、不塌顶、久贮不坏、易于保管。这一具有胡庆余堂特色的制胶经验已为后人所继承，并编写入《浙江中药制剂集成》(省卫生厅1960年1月出版) 孔良余虽然制丸，煎肢技术高超，但从不保守。特别在他晚年时，热心以师带徒方式言传身教，前后培养出徒弟十余名，使制药技术后继有人，为胡庆余堂保持和发扬名牌传统药品特色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徐沛泉、孔良余两人均于 1963年首批批准为中药师技术职称。 1948年，国民党政府实施“八·一九”限价政策，胡庆余堂遭受抢购损失。每日抢购驴皮胶、药酒的人群队伍从大井巷排到环翠楼，连大门旁的石栏杆也被挤塌，驴皮胶被抢购去五、六万市斤。俞绣章苦心经营的胡庆余堂在解放前夕又陷入悲惨的困境。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俞绣章在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帮助下，有了搞好生产和经营的信心，胡庆余堂的经营情况也有所好转。 1950年，俞绣章察觉股东会对他有不信任感，主动提出辞职。胡庆余堂董事长王晓籁代表股东会曾向俞提出质询。他们认为：“俞绣章主持企业后十余年来向无详细报告。近两年来未抄送红帐，仅于每年终揭示总码送交各股东一阅了事，故各股东对于杭堂盈亏实况、营业情况、经营计划均茫无所知，毫不了解……”。股东会于同年11月17日决议同意俞绣章辞职，并宣布在新经理未选派以前，委派徐祖毅、高祖同、楼定濂三人为执行业务股东，来店监督财务、进货、制造工作。当时工会向市委及上级工会进行汇报。市委领导及上级工会指出：解放后的企业必须接受工人阶级和工会组织的监督，经理俞绣章必须积极依靠工人阶级管好企业、搞好生产。股东会不应以监督为名，增加资方人员挂名领薪的开支，经过法院调解裁定和工会组织的说理、斗争，王晓籁等股东宣布撤回徐、高、楼三人执行业务股东，复任俞绣章为杭州胡庆余堂经理的决定，从而提高了俞绣章的生产经营积极性。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俞绣章积极拥护党对私营企业的改造政策，经股东会同意于 1953年底，向市人委申请杭州胡庆余堂首先实现公私合营。1955年12月1日，杭州市人委正式批准杭州胡庆余堂实行公私合营，它是全市商业中第一家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 公私合营后，胡庆余堂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企业规章制度。公方领导企业改革，职工参加民主管理，使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新型企业，在行业中起了示范带头作用。政府任命俞绣章为国营中药公司经理兼胡庆余堂副经理，并提升为杭州市商业局副局长。七十五岁的俞绣章高兴地说：“过去总认为自己年纪这么大，对国家建设起不了作用。公私合营后，在我晚年还逢着这样的喜事，既感激，又兴奋。” 1964年6月29日，俞绣章在杭州病逝，终年83岁。在俞绣章先生追悼会上，党和政府领导曾给于中肯的评价和应有的哀荣。 俞绣章从事中药工作达六十年之久，是开店以来担任时间最长的一名私方经理。他恪守“戒欺”店训，遵循“是乃仁术”的经营宗旨。他把胡雪岩创办的“雪记”招牌和诚信为本的企业精神继承了下来，一代代地传下去，为胡庆余堂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注：《玉箱杂记》云：“魏曹植号绣虎。”绣，谓其词华隽美；虎，谓其才气雄杰。 |